案件事实：

2014年9月，梁某与李某签订《合伙经营协议》一份，由双方共同承包某工地工程，2015年3月，二人协商解除合伙，并约定梁某向李某支付260万元款项。2015年4月30日，因梁某未按约支付款项，李某向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在法院组织下，双方达成调解，法院制作了调解书。

但梁某最终未按照调解书及时支付款项，李某于2015年7月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强制执行过程中，因梁某无财产可供执行，梁某便找到其承包的工地老板边某，因边某还需要向梁某支付工程款，所以梁某、边某、李某三人达成约定，由边某直接向李某支付260万元，李某给梁某出具一份《承诺书》，承诺书内容为“自今日起，梁某向李某所签订的与XXXXX工程的合同、债权、债务等相关的任何字据全部作废，不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，因本工程梁某与李某在南部县法院诉讼一案，由李某负责在一个月内撤诉……并清除梁某与此诉讼相关的一切责任”。同时，边某亦给李某出具一份还款承诺书，由边某向李某支付260万元款项。以上文件均没有交给过法院。

之后法院执行人员再未找过梁某，而边某也一直在向李某付款，此事暂告一段落。

但四年之后，也就是2019 年4月份，梁某突然收到法院的恢复执行裁定书，因梁某未履行法院调解书，遂恢复对梁某采取执行措施，且法院已经将梁某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查封冻结了其名下财产。

梁某经了解才知道边某还有65万元一直未支付给李某，所以李某向法院申请了恢复执行。但他又感觉很冤枉，因为边某未付款是边某的责任，本来边某应付给自己的工程款也因此并没有付给他。梁某现在是既找不到边某要工程款（因为工程早已结束且双方未有结算），还要承担向李某的付款义务。

处理经过：

笔者为梁某准备了两套方案，首先是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，若无法解决则再采取向法院起诉确认债务已经转让的措施。

2019年10月份，梁某向法院递交了执行异议申请书，主张李某出具给梁某的承诺书是债务转移并明确梁某不再承担责任，但法院于2020年4月17日才出具裁定书，认为该承诺书属于原执行过程中达成的执行和解协议，但没有向法院提交过，所以法院现在可以恢复执行。

梁某向上级法院提起复议申请，理由是法院认定承诺书系执行和解属于认定事实错误，法律并未禁止在法院判决或调解后，债务人不能转移债务。上级法院最终于2020年12月份出具裁定书，裁定发回重审。

2021年4月份，执行法院再次出具裁定书，认定李某出具给梁某的承诺书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84条关于债务转移的相关规定，依法应当认定该承诺书属于债务转移，边某为新的债务人，原债务人梁某不再承担责任，遂撤销对梁某采取的相关执行措施。

收到法院裁定以后，李某又不服，认为相关的承诺书系其被迫签订，且仅属于债务加入，不是债务转移，承诺书没有明确免除梁某的责任。2021年6月29日，上级法院出具裁定书，法院认为现梁某与李某对承诺书的效力产生争议，且涉及当事人的实体权利，人民法院不能再执行程序中直接认定该承诺书的效力。执行法院在原裁定书说理时径行认定该承诺书属于债务转移，具有债务转移的效力，边某成为新的债务人，梁某不再承担还款责任有误，法院予以纠正。对于此争议，当事人可另行寻求救济。在该争议解决前，不应恢复对梁某的执行。所以执行法院遂认定事实有误，但结果正确，予以维持。最终，本案以法院撤销执行结案。

总结与建议：

《民法典》实施以后，原《合同法》不再有效，但相关条款在民法典中同样存在。《民法典》第551条规定“债务人将债务的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，应当经债权人同意。”可见债务转移的前提是经债权人同意，本案虽然有法院的调解书并已经在执行过程中，但仍不影响当事人自愿达成合法有效的意思表示。本案中，虽然相关文书内容不够规范，但李某出具的承诺书以及边某的付款承诺，已经足以证明三方的关系，即债务转移关系，而不是执行和解或债务加入。

实务中，债务转移还需注意的一点是：需要在相关协议中明确若新债务人不能履行责任时，原债务人是否承担责任。若没有明确这一点，则极易发生争议，本案就是一例，这对债权人或债务人都是一个风险点。

另外，执行案件中，不论债权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或是其他协议，应尽量向法院提交一份，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本案中虽然梁某的权益最终得到了保护，但案件处理过程中其一直被法院采取执行措施。